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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姨|知青来了

原创:九姨 墨上尘事
院子最西边透着亮光的柴屋里人影幢幢,空气里弥漫着炸油饼的香味儿。一盏扣着玻璃罩子的煤油灯柔和的光晕里,母亲和几个女人正围着临时砌起的灶台上一口冒着油烟的大锅忙活着。那只平日筛猪草的大铁筛子里,盛满了黄澄澄的油饼。
“来了!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嗓子,驱散了我们不断泛起的困意。黑暗中,一阵“噼噼啪啪”跑动的脚步声像被惊飞了的鸟雀掠过院子。围坐在一起抽莫合烟的男人们也尾随着我们来到屋后,向村外的公路方向张望。果然,两道雪亮的光柱,撕开夜的帷幕,向我们这边射来。
这是四十年前一个春天的晚上,我家所在的村子里,人们以乡下特有的最隆重的方式,迎接从省城来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插队知青的一个场景。
第二天,当那位身穿黄色军便服,笑容可掬的带队干部,将一帮鲜嫩得像六月刚出穗的苞米般的姑娘小伙子交待给当时任生产队书记的父亲,爬上停在大门口的那辆军绿色解放牌大卡车的驾驶室离去的时侯,不知这帮从小在大城市长大,也许对田园牧歌生活还抱有幻想的年轻人有没有难过,反正很少见到汽车,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陌生人的我们可高兴坏了,追着那辆车跑出去很远。
后来听说那几个女孩子在参观了村里为她们修的集体宿舍,得知那几间快完工的墙皮露着麦秸的土坯房就是她们以后要住的“家”时,都忍不住哭了。
有一段时间,晚报连载的一部探险日志吸引了我。那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生活着的善良的一家人,那险象环生的雪道上休戚与共的队友情,无不令我感到新奇、感动和神往。它的作者是著名探险家,省内登山界赫赫有名的“大老王”。中央五套极限运动系列片中也时常能看到他的身影。穿着冲锋衣,拄着登山杖,皮肤被强烈的紫外线灼成黑紫色的中年男人本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一笑起来像非洲黑人般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的样子,还依稀有当年住我家西屋的一帮男知青中某位小伙子的影子。
“大老王”们的到来,给沉闷的小村庄,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
清晨,一阵悠扬的琴声,在偶尔几声鸡鸣几声狗吠的伴奏下,和着袅袅炊烟,回荡在村子的上空。我家院子里,一个穿二道背心,留着大鬓角,粗眉大眼的男人,正对着一园子挂着露珠的绿油油的蔬菜,专注地拉着一把小提琴。之所以称他为“男人”,是因为他比“大老王”们看上去更老成持重。那如泣如诉的旋律,应该有对未来的迷茫,对远方的亲人和心中的姑娘的思念吧?后来我还见他在屋里摆弄过一把有一人高的大提琴。
有个叫余江晚的男知青,他个子很高,爱好体育,喜欢穿一身运动服绕着村子跑步,喜欢像给他们做饭的大师傅拉面一样用拉力器锻炼臂力。农闲时,村子空地上那简陋的蓝球场上总能见到他矫健的身影。后来他调去大队学校教书了。他的名字被村里人用乡下土话叫起来总感觉怪怪的,很是拗口,等到我开始对古诗词发生了兴趣,才突然发现他的名字真美,真有意境:夕阳,归帆,橙色的江面,那是一副绝美的画啊!
女孩子多的地方,总会令人产生许多美好的遐想,引来倾慕的目光。再繁重的劳动,也磨蚀不了女孩子们爱美的天性。逢着不出工的日子,脱下浸透汗渍的裤褂,换上漂亮的连衣裙、皮凉鞋,娉娉婷婷地走过村巷,走在街上,那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连风都是带着香味儿的。秋天有月亮的晚上,村口的空地上,女知青们在教我们一帮孩子跳舞。有位身材高挑,梳着两条齐腰的长辫子的女知青跳得最好。月光下她婀娜的身影,曼妙的舞姿,就算仙女下凡也不过如此吧?除了我们,还有一双羞怯躲闪的眼睛也在追随着她。
几年后在大学教书回村“省亲”的“大老王”,盘腿坐在二哥家炕头上,一边和父老乡亲们大碗吃肉,大口喝酒,一边拍着身边插队时的好朋友的肩膀,伸长胳膊比划:“那时侯你这黑手伸得挺长啊!”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在一片善意的能揭掉房顶的笑声中,那位村民也不好意思地“嘿嘿”`笑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那个躁动多梦的年纪,谁没有过被甜蜜、痛苦的相思之情纠缠折磨得寝食难安茶饭不思的经历呢?连”大老王“自己也饱尝了失恋的滋味。
“大老王”喜欢上了一同来插队的一位女知青。他是真的很在乎那个女孩子,只要是有那个个子不高性格文静的女孩子在的场合,天马行空口无遮拦的“大老王”就会变得很拘谨。无奈女方父母怕影响女儿的前途,坚决反对。那女知青大概对他也没那么死心塌地,她发奋复习,最终考上了大学。她走后,平日很活跃的“大老王”很是消沉了些日子,不见了喜欢骑马的他再从饲养员手里劫持马来骑。我们私底下很为“大老王”抱不平:那女的有什么好?一脸痘痘,又不漂亮。
在知青们想尽各种办法回城的时侯,也有人面对大好的机会不动心的。她是被我们称做红姐的女知青。她在省城卫生系统工作的父母,早就给她安排好了工作,催她回去上班。不知为什么她迟迟没有要走的意思。她和大姐是好朋友,经常来家里玩,我们全家人都很喜欢她。有人猜测她不走的原因除了身为党员的她是想捞政治资本往上爬外,还有就是看上了我的二哥,并且怂恿二哥去试探一下她的态度。性格内向头脑冷静的二哥很清楚自己家里是什么情况,没去做那不切实际的白日梦自寻烦恼。最终还是理智战胜了感性,红姐还是回城了。临走时她给家里人都买了礼物,送给我的,是一支漂亮的红白条纹的伞形圆珠笔。我一直舍不得用,等到想起用时,笔油已经干了。
我在二哥家的相册里看到过知青们为纪念插队二十周年拍的照片,照片上的红姐穿着红毛衣牛仔裤,留着精干的短发,在某研究所工作的她依然身材苗条,充满活力。而长年在地里风吹日晒的二哥,已经明显有了沧桑的样子。
曾经热闹的知青点,在知青们一个个走后,变得很冷清。空荡荡的几间屋子里,只剩下邻村没处可去的两名女知青还住在那里。她俩看起来明显要比红姐她们年长几岁,因为平日生活和劳动跟村里没什么交集,她们很少和村里人套近乎。有一天,她们中那位个子很高,烫着头,外号叫“上海阿拉子”的女知青来家里借麦匣,由一个陌生的小伙子来帮她搬了回去。麦匣是那时农村盛放淘洗好准备磨面的麦子用来晾晒麦子的器具。没过多久,“上海阿拉子”和那男知青如何在那逼仄的麦匣里睡觉的闲言碎语,就被人们绘声绘色地传播开来,并且言之凿凿地证实了“上海阿拉子”曾经刮掉了N个孩子。
我也和村里人一样,一提起“上海阿拉子”,口气里充满了鄙夷。直到成年后,洞悉了世情百态,我开始对她们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她们是知青中的弱势群体,招工无门,考大学无望,只能听凭命运摆布,任韶华逝去,任荒村的风吹皱她们娇嫩的肌肤。唯一能抓住的,只有那卑微的没有未来的爱情。就算回到城里,等待她们的注定不是花团锦簇的明天。
去年秋天,我去了一次西双版纳。我惊讶地发现,过了这么多年,那里依然保留着太多当年知青生活的印迹。年轻人提起知青,脸上无不带着崇敬的神情。有一首在当地流传极广的歌曲,说的是一位北京知青和傣族姑娘凄美的爱情故事,那首歌无论是坐在剧场听年轻歌手演绎,还是在旅游大巴里听剽悍的中年导游吟唱,无不感人至极。尽管我通过解密的档案资料知道,当年的北京知青,是以极端的方式,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才得以离开那片留下他们太多汗水、泪水的地方,但那又怎么样呢,人生的百般况味,哪里是用简单的对与错,爱和恨能轻易概括、说清楚的呢?
前些年是“大老王”登山生涯的黄金时代,有几次他带队去攀登离我们村子不算远的一座著名的山峰,特地绕道去村里访友怀旧。二哥烹鸡宰羊热情招待自不在话下。酒酣耳热之即,提起有一次掉进冰缝差点丧生,“大老王”说除了家人的牵念给了他求生的勇气和力量,插队时磨炼的顽强的意志也功不可没。
“我感激命运在每次社会变化的过程中,总是让我待在最适合我呆的地方。”这是在文革中历经磨难的著名作家张贤亮说过的一句话。
愿渐渐步入老年,曾经为我苍白的童年的画板抹上多彩的颜色的当年的知青们,提起过往,也会掠一掠额角的白发,微笑着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作者简介:
九姨,女,原名俞建玲。一个努力想让阅读成为有趣儿有意思的饕餮享受的码字爱好者。现在乌鲁木齐某物业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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